文史研究
摘 要：在屈赋中涉及橘的作品只有一篇《橘颂》，然而《橘颂》是屈原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橘颂》创作于屈原的青年时期，而橘树的意象却贯穿在屈原的一生之中。杜甫是受屈原影响最大的诗人之一。杜甫的人生经历与橘树有关。在杜诗中有大量作品涉及到橘树和橘子，杜甫热爱屈原的《橘颂》，并从中吸取力量，建构了自己的人格理想。屈原《橘颂》和杜甫《病橘》都具有文类学的研究价值。在杜甫的文学批评观中有一个重要的命题，那就是“风骚共推激”。杜甫学习屈原而得诗歌之正，法国批评家狄德罗创造了正剧，杜甫创造了正诗。屈原和杜甫为我们树立了崇高的人格典范。研究屈赋与杜诗有助于中华民族确立文化自信，有助于我们昂首阔步迈入以一带一路倡议为标志的新时代。
关键词：屈赋杜诗；人格理想；文类辨析；比较研究
一、青年屈原喜颂橘屈原一生最爱橘树，尽管世界上的植物有千万种。《楚辞》中究竟提及了多少种植物？对此问题，古人和今人都有过研究。有人认为，《楚辞》中一共言及5种植物，其中为《离骚》所言及的植物为28种。笔者对这一判断持审慎态度。姜亮夫《楚辞通故?全书总叙目》：“博物之部，凡分草木、虫鱼、鸟兽及矿物四部，意蕴最为显白，无庸分辨，惟马类有与车相系而入文物者，博物功能，亦时与他类相涉云。”[1]在草木部中有词条16个，除去“草”、“树”一类通名、“扶桑”、“玉树”、“通衢”等神话中的花草树木名，以及限定和修饰它们的品质形容词，专指不同种类草木的词条多达16条。换言之，《楚辞》中所提及的植物有百余种。其中，树木有20种，详如下：一，木兰，落叶小乔木或灌木，见于《离骚》和《九章?惜诵》。二，辛夷，见于《九章?怀沙》。辛夷木兰科植物中的一种，其蓓蕾晒干后可入药。木兰科的植物有多种。虽然木兰和辛夷为同一科的树，但是它们并非同一种树。三，椒，落叶灌木或小乔木，即花椒树，见于《离骚》和《九歌?东皇太一》。四，桂，桂花树，常绿乔木，见于《九歌?湘夫人》、《九歌?东君》、《九歌?东皇太一》、《九歌?湘君》和《大招》等。五，枫，枫香树，落叶大乔木，见于《招*》。六，柚，果树名，见于东方朔《七谏?初放》。七，甘棠，落叶乔木，见于刘向《九叹?思古》。八，苦李，李子树的一种，果实绿色，味道酸苦，见于《七谏?乱曰》。九，苦桃，桃树的一种，未经品种改良的桃树，其果实苦涩，见于《七谏?初放》。十，棘，丛生小枣树。《楚辞通故》三辑博物部八：“《楚辞》棘字凡六建，三见于屈赋，三见于汉赋，见于屈赋者（一）作本义之小枣丛生者。”[2]此据王逸的解释。《楚辞补注?天问第三》：“‘何繁鸟萃棘，负子肆情。’言解居父聘吴，过陈之墓门，见妇人负其子，欲与之淫泆，肆其情欲。妇人则引《诗》刺之曰：墓门有棘，有鸮萃止。故曰繁鸟萃棘也。言墓门有棘。虽无人。棘上犹有鸮。汝独不愧也。”[3]这是一条很有价值的材料。在《诗经?陈风》中有《墓门》篇，首章云：“墓门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国人知之。知而不已，谁昔然矣。”[]向熹《诗经词典》首版和修订版均将“棘”解释为：“酸枣树，一种落叶灌木或乔木，枝上多刺，初夏开红绿小花。果实比枣小，肉薄，味酸。”[5]笔者对这条解释持审慎态度。实际上，释“棘”为“丛生小枣”是对的，而释“棘”为酸枣则误。酸枣树为两三丈高的大乔木，酸枣是狸猫（果子狸）的爱物。笔者当年在重庆所辖的山区当过知识青年，村子里院坝旁有许多酸枣树。狸猫肉味鲜美，还带有鸭肉的清香。当地老百姓猎取狸猫有妙法。他们在火药枪管上绑缚三节电池的长手电筒，当光柱照射到狸猫的时候，就立即扣动扳机。一旦遭遇强光束，狸猫便一动不动，这是其习性。散弹一大束，必击中无疑。棘，丛生小枣[树]。此枣，即普通的枣树。枣树有丛生的习性，农舍旁，粪坑旁，田边，地头，每每多见。枣树长到两三尺高就开花结果了，而且还果实累累。农家的做法如下。从一丛中选留一个较大的植株，而将其余的植株砍掉，以便它长成大枣树。十一，橝，即橉，一种大乔木，见于严忌《哀时命》。洪兴祖的补注，正确以“橝”为动词，根据不足。十二，梧，即梧桐，大乔木，见于《九辨?三》。十三、十四，松柏，见于《九歌?山*》。松柏为两种常见的常绿乔木，故多连在一起说。屈原已经开启了这种话语风气之先。十五，榛，落叶小乔木，果实即榛子。《九思?悯上》：“丛林兮崯崯，株榛兮岳岳。”[6]榛，旧注无说。株，一作林。后来的注家将“株榛”作为一个双音节的形容词，表示树木丛生的样子。如果这样理解，那么两句便语义重复了，这是不符合经济思维的原则的。时代越往上溯，行文越精简，这是一条规律。在我国榛树主要生长在北部和东北部，不过在楚地也有榛子树。据《楚天都市报》报道，年11月12日在湖北大悟县发现了两百岁的榛子树。照片显示，这株榛子树的树身巨大，两人合抱不过来。《九思?悯上》的“榛”字，当用本义。这两句的含义当作：丛林茂密，榛树挺拔。由于在楚地榛子树毕竟不普遍，因而树林中有榛子树就显得很突出。十六，楸，落叶乔木，见于《九章?思美人》和《九辨?三》。十七，*棘，见于《九章?悲回风》。《楚辞通故》三辑博物部八：“*棘一木，即枸杞之*花者，似较诸说为长，而屈子借喻之义，亦可明矣。”[2]*棘，即开*色花的枸杞。枸杞，多年生灌木。十八，紫，见于《九歌?湘夫人》。紫，紫葳，木本多年生攀援植物，即苕，其花叫凌霄花。《宋文鉴》卷十四种放《夏日山居》诗：“阴阴林木静，寂寂无人境。红绽紫葳香，岚沈玉膏冷。看云时独坐，慎事当中省。何客驭风来？新篁动疎影？”[7]种放（—），字明逸，河南洛阳人，隐居终南山三十年，《宋史》卷四五七有传。紫葳是道家的爱物，屈原是道教前史上的著名人物，他性喜紫葳乃十分自然。十九，榝，即木本植物食茱萸，见于《离骚》。二十，橘，果树橘子，见于《橘颂》。收录在《楚辞》中的作品，并非尽皆为屈原所作，不过屈原的作品所占比重最大。《楚辞》中的屈原作品，即惯常所称之屈赋。以上树木，大多见于屈赋之中。尽管在屈赋中言及的树木如此之多，但是屈原只为橘树一种写作了颂歌。屈原赞颂橘树的作品是《九章》中的第八篇《橘颂》。屈原自幼喜爱橘树。《橘颂》是屈原青年时期的代表作。二、屈原的人格理想在屈赋中《九章》具有特殊的地位。在《楚辞》中，以“九”名篇的作品，除了九章以外，还有《九歌》、《九辨》、《九怀》、《九叹》和《九思》。《九怀》、《九叹》和《九思》均为组歌，每歌各有标题。《九辨》也是组歌，只是每歌无标题，于是人们以数字顺序称之。《九歌》特殊，有歌十一篇，而非九篇。在这里，“九”表示多，而非确数。朱熹《楚辞集注》卷四：“《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既放，思君念国，随事感触，辄形于声。后人辑之，得其九章，合为一卷。非必出于一时之言也。今考其词，大扺多直致无润色，而《惜往日》、《悲回风》又其临绝之音，以故颠倒重复，倔强踈卤，尤愤懑而极悲哀，读之使人太息流涕而不能已。董子有言：为人君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不见，后有贼而不知。呜呼，岂独《春秋》也哉！”[8]董子，即董仲舒。“为人君者……后有贼而不知”，这一段话并不见于董仲舒《春秋繁露》，而出自司马迁的归纳，而朱熹引用时还有所缩略。《史记》卷一三零《太史公自序》：“余闻董生曰：……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9]《春秋》是孔子编写的一部编年体史书，叙事极为简略。西汉董仲舒撰《春秋繁露》十七卷，述说《春秋》的得失。实际上，董仲舒是通过评说《春秋》来阐发他自己的一套主张。宋代胡安国著《春秋胡氏传?述纲领》直接引用了司马迁所归纳的董仲舒的这一番话。接着，胡安国写道：“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罪。故《春秋》，礼义之大宗也。”[10]胡安国站在治国理*的高度上来看待董仲舒的春秋学。为什么朱熹在总评《九章》的时候言及董仲舒呢？笔者以为，这是因为在屈原和董仲舒之间存在着契合性：他们都是具有强烈的*治抱负的思想家，他们都希望在治国理*的舞台上有一番大的作为。董仲舒年轻的时候研究《春秋》，显然是企图通过阐发《春秋》的微言大义来表述自己的*治观点。屈原年轻的时候寄情橘树，无疑是企图通过描摹橘树的形象和特性以端呈自己的人格理想。虽然《九章》包含九篇作品，但是它与《楚辞》中其他以九名篇的辞赋不同，九章中的各篇作品之间没有内容上的联系。换言之，《九章》具有组歌的形貌，但它并不是真正的组歌。人们之所以将《惜诵》、《涉江》、《哀郢》、《愁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和《悲回风》这九篇辞赋统称为《九章》，乃是因为它们的声情相同。以声而论，它们大都是哀歌。但是，这里也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橘颂》。《橘颂》不是哀歌，而是颂歌。以情而论，它们大都充溢着悲愤之情。但是，这里也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橘颂》。《橘颂》不含悲愤，而是洋溢着欢快的情绪，充溢着青春的气息。王逸《楚辞章句》：“《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于江南之野，思君念国，忧心罔极，故复作《九章》。章者，著也，明也。言已所陈忠信之道，甚著明也。卒不见纳，委命自沈。楚人惜而哀之，世论其词，以相传也。”[3]《九章》之以九名篇，不是因为其中辞赋的篇数为九。其实，《九章》中含九篇辞赋，这只是一种碰巧罢了。如果在司马迁之后，人们没有搜集到更多的屈赋，那么也会有诸如《四章》、《五章》、《六章》等名目出现的。这是因为，司马迁在《史记》卷八四《屈原列传》里说：“余读《离骚》、《天问》、《招*》、《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沈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9]司马迁只见过《九章》中的《哀郢》一章。不过，这也带来了一个问题：《橘颂》与《九章》中的其他八篇作品所言之志，并不相同。在《九章》中《橘颂》具有特殊的地位。《橘颂》：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曾枝剡棘，圆果抟兮。青*杂糅，文章烂兮。精色内白，类任道兮。纷缊宜修，姱而不丑兮。嗟尔幼志，有以异兮。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深固难徙，廓其无求兮。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闭心自慎，终不失过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愿岁并谢，与长友兮。淑离不淫，梗其有理兮。年岁虽少，可师长兮。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6]。广义的志，不仅指一个人的志向、理想和抱负等宏大的方面，它还包括情感、趣味和神态等细微的方面。《九章》中除《橘颂》以外的其他八篇辞赋所言之志，就是侧重于情感、趣味和神态等细微方面的志，而且多愤懑和悲哀。这八篇作品在叙事口吻大体相同，都在字里行间充塞着抑郁。与此恰成对照的是，《橘颂》所言之志，侧重于志向、理想和抱负等宏大的方面。《橘颂》一篇在叙事口吻上也相当特别，它在字里行间洋溢着欢快。“嗟尔幼志”和“年岁虽少”这两句话，明白地告诉我们，《橘颂》是屈原青年时代的习作，而不是他在*治上失意之后在流放江南途中的所见所思。“置以为像”，置，立，即立为榜样。屈原置伯夷以为榜样，这是一种主动的行为。《史记》卷六一《伯夷列传》：“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盍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隠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9]屈原不仅主动将伯夷立为榜样，而且还在行动上处处向伯夷靠拢。屈原在青年时期就确立了他的人生理想，他要做一个像伯夷那样的有益于社会的人。屈原的人生理想寄托在《橘颂》中。《橘颂》是一篇在文类（genology）上具有独特性的作品，它不仅与《九章》中的其他八篇不同，而且也与整个《楚辞》有别。从总体上说楚辞具有哀歌性质，然而《橘颂》却与《楚辞》中的多数篇什都不同，它是一篇洋溢着青春气息的颂歌。作为嘉树的橘是屈原人格的表征，屈原的基本品质均可以橘而得到说明。简言之，《九章》，其含义为“九彰”，即九篇彰显屈原志向的辞赋。由此而观之，对《九章》一名的辨析，已经超越了体裁的规范、语体的创造和风格的追求之范围。它向世界文艺学昭示，战国时期的中国文学具有独特性。战国文学是在轴心期的后半个时段里文学家与社会随机碰撞的产物，故而只能对之作具体的研究而难于将之整齐划一地予以统观。恩格斯《致敏?考茨基》（EinBriefanMinaKautsky）：JederisteinTypus,aberauchzugleicheinbestimmterEinzelmensch,ein“Dieser”,wiederalteHegelsichausdrūckt,undsomuβessein.[11]标准译文如下：“每个都是典型，同时又是一定得单个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12]这里有一句文艺理论界的老话“一个‘这个’”（EinDieser），它也译作“这一个”。作家须努力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而不应该用某一种模式来塑造人物，否则就会千人一面，毫无特色可言。恩格斯的这段话也适用于战国文学的情形。战国文学是一个“这一个”。《橘颂》是楚辞中的“这一个”。《橘颂》是屈赋中的“这一个”。这就是《橘颂》的文类学意义。三、杜甫的涉橘诗篇作为嘉果的橘是屈赋的表征。两千多年以来屈赋一直在滋润着文学家们的心灵，为他们的创作提供范例。杜甫是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他从屈赋中获益甚多。屈原爱橘，杜甫亦爱橘，杜甫有二十首诗言及橘。杜甫言橘的二十首诗包含以下五种情形。第一，作为果品的橘子，三首。其一，《读诗详注》卷四《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云：“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橘。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13]在唐帝国的北方橘子是价格昂贵的果品。霜橙，色彩鲜艳的橙子。香橘，芳香的橘子。新鲜的橘子有清香味。有人将香橘当作“卢橘”或“给客橙”，似求之过深。贵戚如杨国忠等人过着极其奢靡的生活，他们住在京城长安，而长安位于西北，那里并不出产橘子。尽管如此，在唐王室贵戚的餐桌上却堆放着大量的橘子。杨国忠是杨贵妃的从祖兄，杨贵妃本人喜食荔枝。荔枝由快马从南方传送，造成巨大的靡费。在唐朝时期当代的保鲜技术尚未发明。由于橘子是容易腐烂的水果，因而也须快马传送，这也造成巨大的靡费。杜甫此诗的下一联就是千古传诵的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事实上，运到长安的橘子，其价格远远各种肉。其二，《杜诗详注》卷八《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云：“乌麻蒸续晒，丹橘露应尝。岂异神仙宅，俱兼山水乡。”[13]彭州，今四川省彭州市。彭州盛产橘。丹橘，在霜露之后才采摘收的橘子。这样的橘子，颜色特别红，故而称为丹橘。橘子采摘得越晚，其中的糖分就越多，果实的味道也就越美。其三，《杜诗详注》卷二十一《秋日荆南送石首薛明府辞满告别，奉寄薛尚书，颂德叙怀，裴然之作三十韵》篇末云：“应讶耽湖橘，常餐占野蔬。”[13]湖橘，湖边土地上所产的橘子。杜甫长期过着漂泊流浪的生活，有时候还得靠吃野菜度日。当他看见湖橘的时候，便感到惊讶。第二，用作比喻的橘子，一首。《杜诗详注》卷十九《驱竖子摘苍耳》云：“加点瓜薤间，依稀橘奴迹。乱世诛求急，黎民糠籺窄。饱食复何心，荒哉膏粱客。富家厨肉臭，战地骸骨白。”[13]橘子在这里用作比喻。杜甫在吃清汤寡水的蔬菜的时候，不由得联想到橘子。苍耳，又叫卷耳，野菜名，嫩叶可食，色如橘皮。此诗当作于大历二年（），时杜甫居住夔州。那一年夔州久旱无雨，蔬菜枯死，于是杜甫派遣童仆，到山泉边的湿地上去采摘苍耳，以便充当蔬菜。《水经注》卷三七沅水：“沅水又东历龙阳县之汜洲，洲长二十里。吴丹杨太守李衡，植柑于其上，临死勑其子曰：‘吾州里有木奴千头，不责衣食，岁绢千匹。’太史公曰：‘江陵千树橘，可当封君。’此之谓矣。吴末，衡柑成，岁绢千匹，今洲上犹有陈根余枿，盖其遗也。”[1]橘奴，橘子。橘奴迹，橘子的气味。迹，本义踪迹，转指气味。第三，涉及橘树的地名，五首。其一，《杜诗详注》卷二二《岳麓山道林二寺行》云：“桃源人家易制度，橘洲田土仍膏腴。”[13]橘洲，地名，即橘子洲，位于流经今湖南省长沙市的湘江中心。因此沙洲上产橘子，故名。橘子洲是面积较大的沙洲。在今日的橘子洲上有街道，有公园。其二，《杜诗详注》卷二二《酬郭十五受判官》云：“乔口橘洲风浪促，系帆何惜片时程。”[13]其三，《杜诗详注》卷二三《入衡州》云：“橘井旧地宅，仙山引舟航。”[13]橘井，古井名，故址在今湖南郴州市东面的苏仙岭下。苏仙岭原名牛脾山。西汉人苏耽，在山下凿井以解救乡民疾患，又在山下种橘以增加乡民收益。《太平御览》卷一八九引《桂阳列仙传》曰：“苏躭启母曰：‘有宾客来会。躭受性当仙，今招躭去，违于供养。今年多疫。窃有此井水，饮之可得无恙，卖此水过于供养。’使宾客随去焉。”[15]苏耽后来得道登仙，人称苏仙。苏仙岭为道教福地之一，山上建有苏仙观。其四，《杜诗详注》卷十九《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篇末：“炉峰生转盼，橘井尚高褰。”[13]其五，《杜诗详注》卷二三《奉送二十三舅录事之摄郴州》云：“郴州颇凉冷，橘井尚凄清。”[13]橘井在杜诗中凡三见，这是值得注意的。杜甫曾经前往郴州而未果。大历五年（）四月，为了躲避发生在长沙的叛乱，杜甫乘船沿耒水逆行，前往郴州，欲投靠他的舅父崔伟，崔时任郴州录事参*。行至耒水方田驿，洪水暴发，舟无法继续上行，杜甫只好返回潭州。换言之，杜甫并未到过郴州。橘井这个地名在杜诗中三次出现，这间接地暗示了杜甫拿深厚的道教情怀。第四，生长在大地上的橘树，十首。其一，《杜诗详注》卷十《病橘》首联：“群橘少生意，虽多亦奚为。”[13]此诗作于上元二年（），时杜甫在成都，年五十岁。对此诗的讨论详后。其二，《杜诗详注》卷十二《章梓州橘亭饯成都窦少尹得凉字》：“秋日野亭千橘香，玉盘锦席高云凉。主人送客何所作，行酒赋诗殊未央。衰老应为难离别，贤声此去有辉光。预传籍籍新京尹，青史无劳数赵张。”[13]此诗作于广德元年（）秋，时杜甫在梓州，年五十二岁。诗题中的“橘亭”，属于地名。诗歌的首句，描写大地上生长的橘树。其三，《杜诗详注》卷十二《放船》：“送客苍溪县，山寒雨不开。直愁骑马滑，故作泛舟回。青惜峰峦过，*知橘柚来。江流大自在，坐稳兴悠哉。”[13]题下原注：送客苍溪县。此诗作于广德元年秋末，时杜甫在阆州。其四，《杜诗详注》卷十四《禹庙》：“禹庙空山里，秋风落日斜。荒庭垂橘柚，古屋画龙蛇。云气生虚壁，江声走白沙。早知乘四载，疏凿控三巴。”[13]题下原注：此忠州临江县禹祠也。此诗作于永泰元年（），时杜甫在旅途中，由渝州出发，前往忠州。这一年杜甫五十四岁。忠州位于长江边，那里盛产柑橘，有许多橘树。其五，《杜诗详注》卷十五《夔州歌十绝句》之四：“赤甲白盐俱刺天，闾阎缭绕接山巅。枫林橘树丹青合，复道重楼锦绣悬。”[13]这十首绝句均作于大历元年（），时杜甫在夔州，年五十五岁。其六，《杜诗详注》卷十八《暮春题瀼西新赁草屋五首》之二：“此邦千树橘，不见比封君。养拙干戈际，全生麋鹿群。畏人江北草，旅食瀼西云。万里巴渝曲，三年实饱闻。”[13]这五首时均作于大历二年（），时杜甫在夔州，年五十六岁。赤甲，即赤甲山，位于今重庆市奉节县长江瞿塘峡的夔门北岸。瀼西，地名，梅溪河的西岸。这一年杜甫的住所由赤甲迁居瀼西。其七，《杜诗详注》卷十九《峡隘》：“闻说江陵府，云沙静眇然。白鱼如切玉，朱橘不论钱。水有远湖树，人今何处船。青山各在眼，却望峡中天。”[13]此诗作于大历二年，时杜甫仍在夔州。不过，杜甫已经有了乘舟出三峡下江陵（今湖北荆州）的打算了。其八，《杜诗详注》卷二十《十七夜对月》：“秋月仍圆夜，江村独老身。卷帘还照客，倚杖更随人。光射潜虬动，明翻宿鸟频。茅斋依橘柚，清切露华新。”[13]此诗作于大历二年八月十七日夜晚，时杜甫居住夔州的瀼西。其九，《杜诗详注》卷二十《从驿次草堂，复至东屯茅屋，二首》之一：“峡内归田客，江边借马骑。非寻戴安道，似向习家池。峡险风烟僻，天寒橘柚垂。筑场看敛积，一学楚人为。”[13]东屯，地名，位于赤甲山之东，为东汉公孙述驻兵屯田之所。此诗作于大历二年秋天，时杜甫往来于夔州的瀼西与东屯之间。其十，《杜诗详注》卷二十《寒雨朝行视园树》首联：“柴门杂树向千株，丹橘*甘此地无。”[13]此诗作于大历二年秋冬之交，时杜甫居住在瀼西。以上十首涉橘的杜诗，其创作的时间和地点有四个方面值得我们注意。其一，这些诗篇均写作于南方。《周礼?冬官考工记第六》：“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则不时、不得地气也。橘踰淮而北为枳，鸜鹆不踰济，貉踰汶则死，此地气然也。”[16]橘原产中国，种类甚多，然而各种橘树均喜欢温暖湿润的气候。有些种类的橘，虽然耐寒，但是在北方生长不茂盛，果实寡少，味道酸涩。《艺文类聚》卷八六引《异物志》曰：“橘，白华赤实，皮馨香有味。交趾有橘官长一人，秩二百石，主贡御橘。”[17]交趾，即今越南的中部和北部。在公元年越南独立建国前的漫长岁月里，交趾为中国的一部分。交趾比长江流域更温暖潮湿，交趾所产的橘子品质更好，故而历来列为贡品，并设有官员专司管理。橘生长在南方，杜甫写作这些诗篇的时候也生活在南方，因此他对于橘树有具体而深入的了解。其二，这些诗篇均为杜甫五十岁以后的作品。《论语?为*》：“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18]朱熹注：“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于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知此則知极其精，而不惑又不足言矣。”[18]古人把天看作神，天的旨意不可违抗。所谓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就是这个道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天命所指的实际上是自然界的必然性。虽然人的认识能力属于先天自然的禀赋，然而这种禀赋需要在实践的过程中检验和发展。就大多数人的情形而论，要到五十岁之后才能够获得足够的对自然界的必然性之认识。杜甫也把五十岁看作人生在认识能力上的一个重要节点。《杜诗详注》卷十《百忧集行》：“即今倐忽已五十，坐卧只多少行立。”[13]意思是说，他在五十岁以后就大体上有了静观物事变化的能力。于是我们看到，杜甫五十岁以后的诗篇大都思想性很强。其三，这些诗篇有一半写作于夔州（今重庆市奉节县）。大历元年暮春时节，杜甫从云安（今重庆云阳县）出发，沿长江乘舟东下，来到夔州。大历三年正月杜甫离开夔州，继续沿长江东下。杜甫在夔州居住将近两年，其间创作了诗歌四百六十余首。杜甫今存诗一千四百余首，夔州诗占据杜诗总量的将近三分之一。夔州时期是杜甫诗歌创作的巅峰。杜甫在夔州写下的咏橘诗章，其艺术水准极高。其四，在夔州杜甫有经营管理橘子园的实际经验。夔州有水名瀼溪，分为东西两道，均为长江的支流。大历二年春，杜甫购得位于西瀼溪（即梅溪河）岸边的橘林四十亩，称为瀼西甘林。甘林，柑橘林。为了便于管理，杜甫在瀼西构筑草堂，并住在那里。第五，直接言及《橘颂》的作品，一首。《杜诗详注》卷一《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云：“向来吟《橘颂》，谁欲讨莼羹。”[13]对此诗的讨论详后。四、杜甫向来吟橘颂杜甫自幼喜欢屈赋。《杜诗详注》卷十六《壮游》：“往者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皇。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脱略小时辈，结交皆老苍。饮酣视八极，俗物都茫茫。”[13]大历元年，杜甫五十五岁，在夔州写下了自传体长诗《壮游》五言五十五韵。此诗的篇幅，即使作为一篇古文来看待也不算短。清?蒲起龙《读杜心解》卷一之五总评杜甫《壮游》曰：“一气读去，莽莽苍苍，宕往豪迈，刘克庄比之荆卿之歌，庸门之琴，信矣。”[19]荆卿之歌，即《易水歌》。《战国策》卷三一《燕策》三燕太子丹质于秦亡归：“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征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忼慨羽声，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遂就车而去，终已不顾。”[20]荆轲唱的这首歌仅有两句十五字，比日本的俳句还少两个音节，可谓世界诗歌百花园中最短的诗篇。然而，《易水歌》不仅感动了为荆轲送行的人们，还使得荆轲的事迹千古流传。所以如此，全在于《易水歌》中所蕴含的精神力量。雍门之琴，一作雍门鼓琴。汉?刘向《说苑》卷十一《善说》十四：“雍门子周以琴见乎孟尝君，孟尝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雍门子周引琴而鼓之，徐动宫徵，微挥羽角，切终而成曲。孟尝君涕浪汗增欷而就之，曰：‘先生之鼓琴，令文立若破国亡邑之人也。’”[21]战国时齐国有一位琴家，名周，人们尊称他为子周。子周居住在齐国都城的西门，此门又称为雍门。以居处连同人名一道称呼，这是古代的习惯，故而子周又叫雍门子周，或雍门子。雍门子周的琴声之所以能够打动孟尝君乃是因为琴声中蕴含着巨大的精神感动力，犹如西方人所谓pathos也。南宋批评家刘克庄（—）之所以将杜甫《壮游》与《易水歌》、雍门之琴相提并论，就是因为他看到了潜藏在《壮游》诗中的精神力量，那是志的端呈，心的搏动，灵的呼喊。按照仇兆鳌《杜诗详注》本的划分，“往者十四五……俗物都茫茫”是长诗《壮游》的第一段。杜甫的《壮游》诗与屈原的《离骚》类似，他在诗中回顾了自己的一生，并对自己在青少年时代的拼搏进取之精神感到自豪。十四五岁时，杜甫就进入文坛了。他也曾热心功名，希望自己也能够像崔尚和魏启心那样，成为名扬天下的进士。崔尚，齐州人，久视元年（）进士及第，后来成为郑州刺史。魏启心，神龙二年（）中进士，后来成为豫州刺史。杜甫年少时曾拜访过崔尚和魏启心，并得到了他们的称许。杜甫是个早慧的孩子，他七岁时就开始写诗了。杜甫的第一首诗以歌咏凤凰为主题。九岁时杜甫就能用毛笔书写大字了。由于有些习作还看得，于是他便收藏起来，久而久之居然积累了满满一大囊。用毛笔写字，大字较小字难写。字越大，越容易暴露毛病。杜甫青年时就喜欢饮酒，并结交了不少朋友。杜甫和他的朋友们都自视甚高，因为他们的能力和才华均超越了同龄人，堪与文坛宿儒相比。少年杜甫犹如原野上的一株大树，他根本瞧不起那些缺少理想的人们，讥讽他们为俗物。《杜诗详注》卷二四《进雕赋表》云：“臣幸赖先臣绪业，自七岁所缀诗笔，向四十载矣，约千有余篇。”[13]天宝十三载（75）秋，杜甫久困长安，穷愁潦倒，贫病交加，在走投无路之际终于鼓起勇气向皇帝献上《雕赋》。《进雕赋表》交待了他献赋的缘由，希望皇上赏识他的才华，让他有机会像巨雕一样冲天而起，威猛勇进，干出一番宏大的事业。值得注意的是杜甫《壮游》诗中的凤凰意象。凤凰出现在《壮游》的第一段中，这绝不是个偶然的现象。清?蒲起龙《读杜心解》：“第一段，写得目空一世，自少而然。”[19]杜甫的远大理想确立于少年时代。杜甫的可贵之处在于他终身坚守自己的信念：大有作为于国家，大有益处于时代。凤凰既是杜甫第一首诗描述的对象，又是诗人自身人格的表征。质言之，凤凰的意象是联系杜甫和屈原的桥梁。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东西变成了动力因呢？到底是什么促成杜甫一开始做诗就书写凤凰呢？或许有人会说，七岁的孩子哪里有什么动力因！其实不然，少年儿童不一定主动去追求什么，但是他们会受到内心的潜在意识的驱遣。杜甫生于世代书香之家。杜甫喜爱凤凰的种子，早就在祖辈和父辈的诗文吟哦中埋下了。一旦有触媒，这颗种子就会破土成长。毫无疑问，杜甫的祖辈和父辈都喜欢楚辞，喜欢屈赋。《楚辞》中的篇章不乏凤凰的意象，而在屈赋中凤凰的意象多次出现。下面是主要的例证。其一，《离骚》第—句：“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亷使奔属。鸾皇为余先戒兮，雷师告余以未具。”[6]鸾，凤凰类的神鸟，羽毛赤色，有五彩纹。皇，同凰。凤凰，雄为凤，雌为凰。《离骚》第23—句：“凤凰既受诒兮，恐髙辛之先我。欲远集而无所止兮，聊浮游以逍遥。”[6]凤凰是为帝喾做媒的神鸟，简狄因凤凰做媒而嫁给了帝喾。屈原通过凤凰的意象表现了道教前史时期的逍遥意识。与屈原同时代的思想家庄周提出了逍遥这一哲学概念。庄周撰写《庄子》将《逍遥游》置于全书之首。这种位置上的安排暗示了庄周的写作意图，逍遥是庄子哲学体系中最重要的概念。鲲鹏水击三千里，扶摇而上九万里。鲲鹏似乎自由，但这是有限制的自由，因为鲲鹏之飞翔有待于翅膀。列子御风而行。列子似乎自由，但这也是有限制的自由，因为列子之飞行有待于风。《南华真经注疏》卷一《逍遥游》：“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待哉！”[22]郭象注曰：“苟有待焉，则虽列子之轻妙，犹不能以无风而行，故必得其所待然后逍遥耳，而况大鹏乎！夫唯与物冥而循大变者，为能无待而常通，岂自通而已哉！”[22]待，依赖。有所待，即有所依赖。有所依赖便难于自由，而逍遥指的是精神的绝对自由。庄子提倡的逍遥，就是无所待而游于无穷。庄子和屈原分别代表了轴心期思想家的两个类型，前者在理论的维度上阐述逍遥，后者从文学的角度描述逍遥。《离骚》第35—38句：“朝发轫于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极。凤凰翼其承旗兮，髙翱翔之翼翼。”[6]天津，天河。西极，最远的西方。凤凰是翱翔在天宇的神鸟。凤凰在天河与西极之间往返翱翔，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了凤凰具有天地通的功能。连居住在最遥远的西方的人们之心意，也能通过凤凰而上达最高的天神。总之，凤凰在《离骚》中为反复出现的意象（recurrentimages）。其二，《九章?涉江》第9—60句：“乱曰：鸾鸟凤皇，日以远兮。燕雀乌鹊，巢堂坛兮。露申辛夷，死林薄兮。腥臊并御，芳不得薄兮。阴阳易位，时不当兮。怀信侘傺，忽乎吾将行兮。”[6]乱，一首诗的多声部的尾声，犹如混声合唱。在乱中，诗的主旨得到重申。乱，容易引起听众心灵的共鸣。在此起彼伏、抑扬交响的歌声中，听众的灵*处于活跃的状态，能够敏锐地对诗歌的主旨做出回应。其三，《九章?怀沙》第25—30句：“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凤皇在笯兮，鸡鹜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概而相量。”[6]在黑白颠倒、上下错置的现实社会中，凤凰竟然被关进了囚笼，而鸡和鸭子却到处扑腾地飞来飞去。美玉和顽石被混杂在一起，而且居然有人说它们一模一样。其四，《大招》第17—15句：“孔雀盈园，畜鸾皇只！鹍鸿群晨，杂鹙鸧只！鸿鹄代游，曼鹔鷞只！*乎归徕，凤皇翔只！”[6]只，句末语气词，至今仍然保留在湘西民间的祭祀歌谣之中。这里有许多鸟的意象，在古人看来这些鸟都带有一定的神性，而其中以凤凰的神性为最强。道教认为，南方有朱雀，而朱雀的原型就是孔雀。在灿灿的阳光下，孔雀碧蓝的羽毛放射出泛红的光辉，故而被称为朱雀。从朱雀的意象出发，经过再度的升华，并赋予更多的想象，就得到凤凰的意象了。简言之，凤凰是从南方文化中产生出来的神鸟。从对凤凰的热爱上，我们可以看出在杜甫与他所仰慕的先贤屈原之间，存在着相同的精神指向性。说凤凰是神鸟，那是因为凤凰的作用是交通人与神。说凤凰是灵鸟，那么，其灵所指为何呢？灵鸟之灵，指的是精神那充沛而自由的活动能力。精神不充沛，灵妙之诗思便难以流溢出来。思想不自由，便导致畏手畏脚，果敢之谋便无法施展。伟大的人物往往以世界为自己的表象，屈原如此，杜甫亦然。明瞭这一点，我们就不会误把那位指斥“俗物都茫茫”的大诗人杜甫当作狂徒了。杜甫只不过大胆地说出了他自己的心里话罢了。屈原和杜甫均好道。屈原笔下的神祇，大都为后来兴起的道教所吸收。从宗教倾向上看，杜甫既好佛，又好道。不过，若将两者相较，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一个事实，即杜甫好道胜于好佛。这是因为，杜甫有修道的实践活动。凤凰以南方为归宿，而杜甫最终归宿于南方。杜甫一生漂泊，他几次下决心，欲返回河南巩县老家，但是均未果。杜甫终老于楚地的湖南，此事看似偶然，然而在偶然中寓有必然。杜甫舟行，出三峡之后，他一直在往南方走。既然往南方走，那么他又怎么能够回到位于北方的河南老家呢？在屈赋中，杜甫尤其喜欢《橘颂》。《杜诗详注》卷一《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余亦东蒙客，怜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更想幽期处，还寻北郭生。入门高兴发，侍立小童清。落景闻寒杵，屯云对古城。向来吟《橘颂》，谁欲讨莼羹。不愿论簪笏，悠悠沧海情[13]。此诗作于天宝四载（75），时杜甫在兖州，年三十四岁。在这首诗中，杜甫直接言及屈原《橘颂》。范十隐居，姓范而排行第十的某位隐士。范十显然是一位道教徒。这首诗有三个层次。其一，杜甫与李白的友谊。他们志趣相投，结伴走进山里，去拜访范十隐士。其二，隐士居处的清幽环境。门口有小童侍立，非经允许，任何人不得进屋打扰。其三，诗人遁迹沧海的志趣。李白好道，炼丹，向往神仙的生活。青年时代的杜甫也好道，并有修道的行为。道教前史上的著名人物屈原是杜甫心中的楷模。屈原既有深沉的好道倾向，而又在现实*治中奋力搏击。杜甫也想成为屈原那样的人，在精神上因慕道而享有充分的自由，在*治上因儒家的功底而卓有建树。这样的屈原，其象征是什么呢？不是别的，就是他笔下赞颂的橘树。杜甫说，他“向来吟《橘颂》”。那么，这个“向来”的起始点在何时呢？就在杜甫七岁的时候，在那一年杜甫“开口咏凤皇”。其实，七岁的杜甫，本身就是一只小凤凰。他唱着歌儿飞向屈原的祠堂。李商隐《韩冬郎即席为诗相送，一座尽惊，他日余方追吟，连宵侍坐，徘徊久之，句有老成之风，因成二绝寄酬，兼呈畏之员外》之一：“十岁裁诗走马成冷，灰残烛动离情。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23]少年杜甫就是一只雏凤！诗歌史告诉我们，志向远大而又扎实用功的人，在儿童时代便有惊人的诗句。这是完全可能的。五、两橘篇与文类学屈原作《橘颂》，为橘赞颂。杜甫作《病橘》，为橘悲吟。屈原和杜甫均以橘为意象而创作了著名的诗篇。杜甫《病橘》是在文类学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作品。《杜诗详注》卷四《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云：“许身一何愚，且比稷与契。”[13]这两句话是杜甫对自己能力的评估。稷，后稷，相传为周民族的始祖。《诗经?大雅?生民》一章：“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母亲姜嫄生下儿子后，曾将他弃之于郊外，故而人们称之为弃。弃长大后喜好农耕，帝尧举之为农官。帝舜封之于邰（今陕西武功），号后稷，姬姓。契，一作偰、卨，或称玄王，相传为商民族的始祖。《诗经?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孙子。武丁孙子，武王靡不胜。龙旗十乘，大糦是承。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来假，来假祈祈。景员维河，殷受命咸宜，百禄是何。”[]契的母亲是有娀氏的女儿简狄。简狄吞下玄鸟（燕子）的卵受孕生下契。契长大后辅佐夏禹治水有功，帝舜任命契为掌管教化的司徒，并封于商（今河南商丘），子姓。稷与契都是上古时代的贤臣，前者负责指导全国的农业生产，后者负责全国的教育和宗教工作。值得注意的是，稷与契的地位很高，相当于我们今日所说的国级领导干部。杜甫期许自己有朝一日能像稷与契那样直接为国君服务，这不仅体现了他的历史意识，也表明他具有强烈的淑世愿望。《杜诗详注》卷一《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云：“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13]两句话是杜甫的人生理想。然而，从杜甫一生的遭际来看，在杜甫的理想与现实之间，其差距实在是太大了。杜甫一直渴望有机会在皇帝的身边工作。他以为，惟有那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杜甫倒是在皇帝身边工作过一段时间，不过官位不高。至德二载（），杜甫四十六岁。那年四月，杜甫冒死逃出为叛*所占据的长安，间道逃归凤翔，那里有肃宗的行在，杜甫谒见了肃宗。即位还不到一年的肃宗，见有诗人风尘仆仆前来投奔自己，心中不禁大喜。五月十六日，朝廷授杜甫以左拾遗的官职，其官衔为从八品上。正如德国汉学家傅海波（HerbertFranke，—）和陶德文（RolfTrauzettel，—）在其合著的《中华帝国史》（DasChinesischeKaiserreich）一书中所说：“WasbeiT’aoYüan-mingliebenswūrdigeundschlichteBukolikist,gewinntbeiLiPogroβartigeBildhaftigkeitundTiefe.GanzandererArtwarseinZeitgenosseTuFu(—).ErwarimGegensatzzuLiPoeinsozialengagierterDichter,auchundweilerimStaatsdiensterfolgreicherwaralsseingenialischverkommenerRivale.[2]”在陶渊明那里秀美质朴的牧歌之一切，到李白那里呈现为壮丽的鲜明和深沉。他的同时代人杜甫，则完全属于另一个类型。与李白相反，他是一个热心于社会的诗人。而正因为如此，他才在担任国家公职方面，比那些善于钻营然而腐败的对手们，更有成效。（拙译）尽管杜甫的工作卓有成效，然而他不谙为官之道。上任不久他就不顾生死上疏，以便营救因为打败仗而被免职的宰相房琯。房琯（—），字次律，唐河南（今河南洛阳）人。房琯自幼好学，风仪严整，为人稳重，官声颇佳。天宝十五载（）正月，叛将安禄山自称雄武皇帝，占有河北大部分州县。这一年七月，玄宗仓皇奔蜀，房琯紧紧随行。玄宗一向看重房琯，并于此年七月任命房琯为宰相。此前业已分兵北上的太子李亨，于同一月在灵武即位，称肃宗，改元至德。玄宗见大势已去，为顾全唐帝国大局，遂派房琯前往灵武，奉送传国玉玺及册命。唐肃宗同样器重房琯，房琯遂留在肃宗身边，并与参决机务。至德元年十月，宰相房琯自告奋勇，请求亲自将兵进攻盘踞在长安的安史叛*。二十一日，大唐官*与安史叛*激战于陈陶斜。当时叛*气盛，结果这一战役，大唐官*惨败，死伤四万余人。次年五月，房琯罢相。在杜甫看来，皇上对宰相的处分太重了，而他作为左拾遗必须尽职尽责提醒皇上纠正错误。就这一系列事件本身而论，房琯应当承担责任。冯至《杜甫传》：“肃宗回到长安后，许多凤翔时代的官吏或多或少地得到奖励，房琯也被名为金紫光禄大夫，进封清河郡公。可是房琯依然是交接宾客，车马盈门，常常称病请假；他空疏而放肆的言论有时传入肃宗耳中，引起肃宗的不满。”[25]初即位的肃宗想有一番作为，挽救大唐帝国的衰落之势。罢免宰相是非常重大的事情，肃宗对此经过了严肃的思考。的确，房琯缺少干练的管理才能，因而导致许多本来不该发生的事情事实上发生了。而且，杜甫也有看待问题不够全面的疏失。冯至《杜甫传》：“杜甫只看到房琯少年时享有盛名，晚年成为‘淳儒’，每每谈到国家的灾难，就义形于色，而没有看到房琯不切实际的工作态度，同时又觉得那些攻击房琯的人行径更为卑污，于是他就执行拾遗的职权，不顾生死，上疏援救房琯。”[25]谁知这样一来，杜甫就直接违抗了皇帝的意旨。从此，肃宗对杜甫耿耿于怀。第二年六月，杜甫被贬为华州司空参*。从此，杜甫离开了皇帝，离开了朝廷，离开了都城。从此，杜甫年复一年，辗转各地，漂泊流浪。你看杜甫的处境！他与生病的橘树，简直没有什么两样。杜甫以病橘来概括自己的一生，这凸显了杜甫的人格理想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杜诗详注》卷十《病橘》：群橘少生意，虽多亦奚为。惜哉结实小，酸涩如棠梨。剖之尽蠹虫，采掇爽其宜。纷然不适口，岂只存其皮。萧萧半死叶，未忍别故枝。玄冬霜雪积，况乃回风吹。尝闻蓬莱殿，罗列潇湘姿。此物岁不稔，玉食失光辉。寇盗尚凭陵，当君减膳时。汝病是天意，吾谂罪有司。忆昔南海使，奔腾献荔支。百马死山谷，到今耆旧悲。[13]杜甫《病橘》诗作于上元二年（）秋。时杜甫居住在成都草堂，年五十一岁。杜甫《病橘》是一首五言古诗，共十二韵。《病橘》一诗，结构严谨，分三层意思写作。前五韵，描写病橘，描写细致而生动。中五韵，议论现实，议论深刻而宏阔。后两韵，追述历史，略具史诗的意蕴。原野上的这株橘树结实细小，味道酸涩，乃是因为它病了。橘树生病，原因在于境况恶劣，北方吹来寒风，霜厚雪大，橘树实在受不了。其实，人何尝不是如此呢！严酷的生存境况使得杜甫处于慢性病的折磨之中。《杜诗详注卷》十八《偶题》云：“缘情慰漂荡，抱疾屡迁移。经济惭长策，飞栖假一枝。”[13]此诗作于大历元年（）秋，时杜甫在夔州，年五十五岁。杜甫在《偶题》诗中回顾了自己的一生。杜甫之所以写诗，乃是为了安慰在漂泊流浪中度日的自己。在杜甫开始漂泊流浪之前，他已经身染多种慢性病。尽管如此，他还是只好拖着病怏怏的身躯，带着一家人从这里漂泊到那里，直至四年后死去。天宝十载（），杜甫在长安，献《三大礼赋》，玄宗奇之，命待制集贤院，诏试文章，送隶有司，参列选序。这一年杜甫已经四十岁了，总算被朝廷列为考察的对象。至于杜甫获得官职，则在四年之后。天宝十四载（），朝廷授杜甫西河县尉。课调征收是县尉的主要职责。贫苦农户拿不出钱粮，遭受县尉鞭打，那是常见的事情。杜甫深知县尉不好当，于是他未到西河就任。不久，朝廷改任杜甫为右卫率府兵曹参*，杜甫才有了正式的官职。因为于杜甫得官太晚而经常处于困穷之中，所以他在中年时健康就已经出现了问题。杜甫患有风痹、肺病、糖尿病等多种疾病。杜甫做官之后，由于不善于打理生计，因而他经常处于窘迫之中。杜甫有不少诗篇写他如何向朋友请求接济。杜甫《病橘》诗以树喻人，像病橘那样悲惨地勉强地生活的人不止他一个，因此这首诗的首句就说“群橘少生意”。皇帝生活奢靡，他在皇宫中摆出许多橘子。皇宫中有许多宫殿，蓬莱殿只不过是其中的一座。朝廷治理不善，叛乱时有发生，最后终于爆发了安史之乱，而唐帝国也因此而开始衰落。安史之乱，这只不过是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之总爆发。唐玄宗曾为满足杨贵妃的口福，而向南海索荔枝。南海每岁飞驰以进，有的快马，因奔腾过急，竟然倒毙在山谷之中。杜甫同时还写了主题与《病橘》相同的三首诗，它们是《病柏》《枯棕》和《枯楠》。四季常青的柏树居然病了，杜甫见此情形写下《病柏》诗，以“病柏”的意象比喻唐朝的国势由盛而衰的情形。忠君爱国是杜甫突出的人格特征，因而他对于唐帝国国势之衰落深感悲伤。正是这种悲伤，把杜甫驱遣到了屈原的心境之中。棕榈是高大的常绿乔木，其皮可以制绳索、刷子、蓑衣、垫子等，所以年年遭到剥割。剥割过度，棕榈树就会枯死。杜甫见此情形写下《枯棕》诗，以枯棕的意象比喻遭受残酷剥削的黎民百姓。心忧黎元是杜甫又一突出的人格特征。虽然杜甫不在枯棕之列，但是悲惨若枯棕的黎民百姓从来就是杜甫关切的对象。楠是常绿大乔木，有树中贵族之称，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奇怪的是，居然连楠木树也枯萎了。杜甫见此情形，写下了《枯楠》诗，以“枯楠”的意象比喻那些因弃之不用而郁郁不得志的才俊。显然，杜甫感到他自己也在其列。杜甫《病橘》诗与以上三首诗在主题思想上相同，然而其思想性更加深刻。这是因为，橘是屈原的表征，也是杜甫自幼认定的自己的表征。当杜甫见到病橘的时候，他心潮起伏，感慨万端，故而《病橘》一诗，其叙事口吻来得特别深沉。这样就造成了一种诗歌创作史上的对偶思维（antitheticalthinkingmode）现象。屈原以颂歌的形式写下了《橘颂》，而屈原的大多数作品具有哀歌性质；杜甫以悲哀的口吻写下了《病橘》诗，而杜甫的许多作品并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哀歌。杜甫是一位现实主义的大诗人，杜甫的诗歌只是以客观的态度反映现实的社会。杜甫的创作态度与法国百科全书派的领袖狄德罗（DenisDiderot，—）非常接近。狄德罗不仅是思想家，也是文学家，他尤其长于戏剧创作。狄德罗以严肃的态度创作了《私生子》（Lefilsnaturel，1）、《一家之主》（Lepèredefamille，）等剧本。就世界范围而观之，在戏剧中既有悲剧又有喜剧，然而狄德罗所创作的戏剧，既不属于悲剧，又不属于喜剧。那么，它到底属于什么文类呢？狄德罗自己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做正剧（法：drame）。请看狄德罗《关于〈私生子〉的谈话?第三次谈话》：一切精神都有中间和两极之分。一切戏剧活动都是精神事物，因此似乎也应该有个中间类型和两个极端类型。两极我们有了，就是喜剧和悲剧。但是人不至于永远不是痛苦便是快乐。因此喜剧和悲剧之间一定有个中间地带。……任何戏剧作品，只要题材重要，诗人格调严肃，剧情发展曲折，那么即使没有使人发噱的笑料和令人战栗的危险，也一定有引起兴趣的东西。而且，据我看来，由于这些行动是生活中最普遍的行动，所以以这些行动为对象的剧种应该是最有益、最具普遍性的剧种。我把这种戏剧称为严肃剧[26]。一七五七年狄德罗创作的第一部正剧《私生子》发表，随后他又发表了《关于〈私生子〉的谈话》（Entretiensurlefilsnaturel）。谈话一共三次，这一组谈话又称为《与多瓦尔的三次谈话》。多瓦尔（Dorval），剧本《私生子》中的人物。在每一篇谈话的文本之前面，都有一篇引言，然后是多瓦尔与“我”的问答。狄德罗以一问一答的方式，酣畅淋漓地阐述了他关于正剧的看法。正剧，长于理论思维的德国批评界又称之为市民正剧（dramebourgeiois）。中心词“正剧”之前的限定语“市民”进一步将内容明晰化。这就启迪我们，考察文学创作当须注重内容，而对内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