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创作受作家所在地域多重因素的影响，其中既有水文、地形等地理因素的影响，也有思想文化、历史渊源等人文因素的影响。因此，地域文化在明代山东小说中的呈现也不仅仅限于自然景观，还有人文景观。
“人”、“道”两类主要涵盖了地域文化中的人文景观，包括节庆风俗、方言服饰、审美趣味、价值信仰等具有属人表征、涉及到地域人文特质的方面。以明代山东小说为研究对象，山东人文景观在小说中的呈现集中体现于节庆风俗、饮食文化以及豪杰文化中。
丰富多样的饮食文化
在明代山东小说中，受题材、语言、文体的影响，各书对饮食的描写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
明代山东小说的饮食描写既有以《醒世姻缘传》、《金瓶梅》等世情小说为代表的细致描写，也有以罗贯中创作的一系列演义小说中的“大摆宴席”、“近侍执盏”等粗略概括。《水浒传》中的饮食描写深受题材的影响，其中“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二斤熟牛肉、一壶酒”都呈现出浓厚的江湖气息，地域色彩较弱。
在明代山东小说的饮食描写中，关于山东饮食文化的描写集中于《金瓶梅》、《醒世姻缘传》这两部山东世情小说中，分别体现为山东内陆饮食文化形态与运河饮食文化形态。实际上，鲁菜文化正是由以上两种饮食文化以及海洋饮食文化共同构成的。
由于山东内陆地区缺少运河沟通南北，因此人们的日常饮食中少见南方风味，呈现出典型的北方内陆饮食文化特点。《醒世姻缘传》自二十二回之后的故事主要发生在山东济南府秀江县明水镇，即山东内陆地区。馍馍和水饭是《醒世姻缘传》中出现频率极高的两种食物。
在一般情况下，馍馍应当为普通人家的主食。除此之外，《醒世姻缘传》中还多次出现人们将水饭作为主食。小说中提到的主要有两种，一为绿豆小米水饭，一为大米水饭。水饭在春秋时就已产生。
以《金瓶梅》中出现的鲜果、茶水、酒水以及鲥鱼为例，探究南方食品对《金瓶梅》众人日常饮食的影响。《金瓶梅》人物饮茶，多在茶中放各种蜜饯，如蜜饯金橙子泡茶、盐笋芝麻木樨泡茶、木樨金橙茶、木樨芝麻熏笋泡茶、木樨青豆泡茶、胡桃夹盐笋泡茶，其中的金橙、青笋等主要分布于南方地区。除茶水之外，西门家的宴饮还出现了大量南方鲜果。
同时西门庆家中的人情往来、大摆筵席所使用的酒水大多为南酒，基本呈现出非南酒不饮的趋势，金华酒在其中出现频率最高。
嗜南酒、南方果品大量进入日常生活，而南方特有的鱼类珍品鲥鱼在小说中也多次被作为馈赠的礼品。砖厂刘太监送西门庆两包糟鲥鱼，韩道国送西门庆的礼物中就有四尾鲥鱼。《金瓶梅》所呈现的运河饮食文化的特点之一即为南食之风盛行。
总之，明代山东小说呈现的山东饮食文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为《醒世姻缘传》中具有浓厚北方风味的山东内陆饮食文化；一为《金瓶梅》中汇融南北，兼具东西，崇尚南食的运河饮食文化。除此之外，其他山东小说在涉及到饮食描写时对山东的饮食文化也有一定的体现。这些小说共同呈现了山东丰富多样的饮食文化。
纪胜述异的节庆风俗
丰富多彩的节庆风俗是山东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不仅呈现出浓厚的地域文化特色，也反映了特定地域人们的思想感情。明代山东小说在描绘民众生活时，也涉及到对民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节庆风俗的刻画，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对山东境内的泰山庙会的书写。
关于泰山庙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泰山庙会是指在全国范围内，以泰山神如东岳大帝或碧霞元君为祭祀主神的庙宇所形成的庙会，包括泰山所在地山东东安地域上的庙会；狭义的泰山庙会是指泰山境内以泰山神为供奉主神所形成的庙会，如集中在岱庙的春季庙会、集中在碧霞祠的九月九庙会等。明代山东小说描绘的泰山庙会都是狭义的泰山庙会。
庙会的举办需要空间场所，而泰山神的存在使得泰山神府邸——泰山庙宇开始出现，这为庙会的举办提供了空间场所。同时，神灵崇拜也是群众进行宗教信仰仪式性活动的基础。可以推断泰山庙会的起源与泰山神的形成与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以泰山神灵崇拜的发展历史为基础对泰山庙会的起源进行探究。自宋代起，不仅祭祀泰山神的岱庙已经颇具规模，泰山神的圣诞也已被确定，为每年的暮春时节，这些都为民众祭祀朝拜泰山神灵奠定了基础。
由此推断，泰山庙会最晚在北宋时期就已出现，而泰山庙会的举行与泰山神的形成变化、泰山庙宇的建立都密不可分。《水浒传》第七十四回不仅对泰山庙会作了细致的描绘，还有一篇赞子详细描绘了庙会的发生地东岳庙繁荣壮观的景象。
《水浒传》中的泰山庙会所朝拜的泰山神为东岳大帝，《醒世姻缘传》中的泰山庙会所朝拜的泰山神为碧霞元君。《醒世姻缘传》第六十八回和六十九回详细描绘了侯张两个道婆组织了八十余人的香会赴泰山进香，参加泰山庙会的情景。
《水浒传》梁山众人提及泰山庙会，多以在其上相扑为豪。这一方面体现了山东境内梁山泊好汉们的豪迈勇武之气；另一方面，小说中也描绘了泰山庙会相扑活动的盛况——参与者、观赏者众多，还有官员的莅临与支持。泰山庙会展现了山东粗犷尚武的风气，从侧面反映了山东浓厚的豪杰文化渊源。
相对于《水浒传》中以男性为主的庙会群像，《醒世姻缘传》则描绘了一群“抛头露面”的山东妇女赴泰山祈福、看景的图像。她们这种有损宗法家族荣誉的行为自然受到了男性封建大家长的阻挠。
小说中描绘的这幅山东济南郡明水镇妇女自由结社赴庙会上香的群像，则表明这个地域的妇女群体已经开始挣脱宗法家庭繁文缛节的束缚，体现出自我意识地觉醒和对自身愉悦的追求。
好汉山东与豪杰文化
明代山东小说《水浒传》集中体现了鲁西南地区特有的豪杰文化传统，除此之外，《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等历史演义小说对山东豪杰文化也有涉及。
鲁西南地区自古民风悍勇，多聚众起义反抗朝廷暴政的事件。如汉初彭越起义。据《史记》记载，彭越本为常渔巨野泽中的大盗，秦末陈胜起义，彭越受此影响也起义反抗暴政。隋唐之际，山东鲁西南地区的豪杰文化得到进一步发展。
隋末，隋炀帝暴政，天灾人祸并行，人民起义频发。频繁激烈的军事斗争造就了一批英雄豪杰，其中的山东诸将大多为鲁西南人，这在《隋唐两朝志传》中也有体现。
单雄信为曹州济阴（今东明县）人，王伯当为曹州济阳（今东明县）人，李绩为曹州离狐（今菏泽市牡丹区）人，程咬金为济州东阿（今东平县）人。李绩、程咬金二人既为瓦岗起义军大将，又是唐朝的开国元勋。
宋金之际以及明清易代，由于异族统治，人民生活更加艰辛，鲁西南地区起义造反尤为频繁，甚至还有一定的反抗异族入侵的意味。鲁西南地区起义首领张荣在民族危亡之际奋起抗敌，为民族英雄。他于绍兴元年年击溃来犯金军，使得当地金军锐气沮丧。
《水浒传》为世代累积型作品，罗贯中、施耐庵根据众多水浒故事捏合而成。宋宣和年间（-）的宋江起义确有其事，众多史料记载其本事，随后形成了一系列水浒故事。
民间“说水浒”故事有两大系统：一为太行山系统，一为梁山泊系统。二者主要以水浒故事中宋江起义根据地的不同进行划分。太行山故事主要流行于南方都会，反映宋南渡之后的抗金行为与民族斗争；梁山泊故事主要流行在北方，由东平（梁山泊东侧）一带剧作家创造。
历史上的宋江起义虽最有可能源自于太行山，但《水浒传》最终选择梁山泊作为宋江起义的根据地，除了受水浒故事实际演变情况影响外，也与鲁西南地区浓厚的豪杰文化渊源密不可分，而梁山泊正是位于鲁西南地区。
梁山泊位于鲁西南地区，具有深刻的豪杰文化渊源，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水浒传》小说作家选择梁山泊为宋江起义根据地。而在梁山泊之外，整个鲁西南地区浓厚的豪杰文化氛围在明代山东小说，如《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中亦有明显的呈现。
总之，明代山东小说中的人文景观一方面增强小说地域特色，为小说中的叙事环境营造特定文化氛围；另一方面，相对于小说中的自然景观，同一人文景观在不同时期的明代山东小说中呈现出更为明显的新变特征，使得明代山东小说这一整体具有时间上的流动性。